上世紀80年代初期，我大概五六歲的樣子，是一個邊境地區(qū)煤礦工人子弟。有一次大人們調侃，問我長大要娶幾個媳婦，我說娶兩個，一個炸油條的，一個炸麻花的。大人們哄堂大笑，然后這個笑話就被津津有味地流傳了三十多年。
回過頭來審視自己當年為何會有如此回答，找到的答案是：人對未來的憧憬，是基于現(xiàn)在的真實需求。通俗點說，就是你當下的高度，決定了你對未來憧憬的高度。
那個年代，細糧還需要糧票才能購買，油條和麻花是難得的奢侈品。而在地下挖煤的礦工，平時談論的，無非是自己怎么娶媳婦，如何給兒子娶媳婦。這個環(huán)境，造就了我對未來的憧憬，逃不出孔圣人“食色，性也”的概括。
但世間的妙處在于變化。斗轉星移，滄海桑田，我的童年時代正是改革開放的初期階段，鄧麗君的歌不再成為禁忌，鄧小平接見金庸讓武俠小說開始風靡。我身邊的談論內(nèi)容不再僅僅是油條、麻花和媳婦，瓊瑤、金庸、梁羽生開始重塑我對未來的憧憬。有一次，課堂上老師讓大家說說自己長大要做什么，在一大堆“當老師”“當醫(yī)生”“當警察”的喧囂中，我信誓旦旦地說我要做“大俠”,于是又是一陣哄堂大笑，一個新的可流傳三十年的笑話誕生了。
但對我自己，這個笑話很真實地影響到我高考的選擇。我所在的學校是州重點高中，升學率是學校頭等大事，為了保證升學率，在填報志愿時，班主任就肩負了平衡和調和的重任。各個學子和家長為此和班主任斗智斗勇，在白熱化的戰(zhàn)爭氛圍中，只有我是最不合時宜的，因為決定我選擇的，是《蜀山劍俠傳》。遙遠的大西南從來不是這個東北邊陲之地的最優(yōu)選擇，因此，我的志愿沒有任何競爭，也不需要調劑，成績平平的我讓班主任省了把心。
我在大西南流連了七年，山很多，但是劍俠沒有看到，和所有童話故事的破滅一樣，我經(jīng)歷了懷疑、失望、懊惱、平復的標準歷程。在此期間，中國加入了WTO，“競爭”“狼性”“黑暗森林法則”的理念正席卷全國。發(fā)展的硬道理碾壓了一切 “不切實際”的夢想。GDP用一個冷酷的數(shù)字指引著中國向世界強國挺進。
我身邊的人正變得越來越富裕。研究生給小學生打工的現(xiàn)象越來越普遍，“讀書無用論”開始甚囂塵上，“父母皆禍害”成了共識，“南京彭宇案”給助人為樂劃上了問號，我又一次不合時宜地與這個世界漸行漸遠。
我拒絕了繼續(xù)讀博士的邀請，無頭蒼蠅一般扎入了工作市場。那時“小姐”一詞正產(chǎn)生微妙的變化，笑貧不笑娼已成為潛規(guī)則。快節(jié)奏壓榨了夢想的時空，悠閑被視同懶惰，積淀等同于拖沓。“我們都是出來賣的”正成為職場上的調侃。
然而，“做人沒有夢想，和咸魚有什么分別？”無論多少網(wǎng)游、手游、VR游、明星八卦、小道消息都無法填滿空虛的內(nèi)心。經(jīng)濟的快速發(fā)展像宇宙大爆炸一樣讓我們彼此漸行漸遠，只有夢想發(fā)揮了超越時空的量子糾纏效應，偶爾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的初心。此時的中國，開始用“和諧社會”的理念織補被發(fā)展撕裂的人心。
年逾不惑，金庸、俠客都已成笑談，但“俠義精神”作為背景卻越來越清晰。為國為民的情懷正超越個人的私欲凸顯人生真實的意義，和孟子的“惻隱之心”遙相呼應。
當習主席提出構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“中國夢”時，我聽到了發(fā)動機的轟鳴聲。
從來沒有人仔細考慮過夢想的重要性。如果把人生、社會、民族的事業(yè)比喻成一輛汽車，那么夢想就是這輛汽車的發(fā)動機。從前，我們無視發(fā)動機的存在與重要意義，盲目的集萬眾之力謀求發(fā)展，就宛如拉著手剎，然后使勁推動一部汽車一樣，每前行一步，都付出那樣巨大的努力。而事實上，我們只要放開手剎，點燃引擎，汽車的前進就如此輕松。
夢想不是目標，不是賺一個億或者上百億；夢想是如何用一個億或上百億來利益他人；
夢想不同于妄想，夢想一定是偉大、美好和無私的。用核能改善民生和自然環(huán)境，這是夢想；用它來威脅世界和平、綁架無辜生命就是妄想。
夢想不是追逐幸福，而是在追求夢想的過程中產(chǎn)生幸福。幸福不是夢想的目的，而是夢想的衍生品。
有夢想不會迷失，有夢想就有力量，有夢想就有希望。這就是我的中國夢，在心田里種一顆生生不息的種子。
（作者單位，我校保衛(wèi)處。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