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與南開大學的因緣□葉嘉瑩口述 宋文彬整理
編者按:2019年10月17日,南開大學將迎來建校100周年。百年來,“允公允能,日新月異”的校訓激勵、鞭策著一代又一代學人,“渤海之濱,白河之津,巍巍我南開精神”的校歌唱響海內(nèi)外。南開大學以其在海內(nèi)外巨大的影響力和為國家、民族的卓越貢獻,在百年校慶到來之際,引來四面八方關(guān)注。近來,我校開展“我與南開的故事”征文,并與《今晚報》聯(lián)合開展“南開大學100年”征文,旨在從多側(cè)面、多角度講述南開故事、傳承南開精神。自本期起,本報擇優(yōu)陸續(xù)刊登。
我與南開大學的因緣要從兩個方面來說,一個方面是我為什么要回國教書,另外一個方面是我為什么要來南開教書。
我在海外多年,每當我講到杜甫的《秋興八首》第二首中“夔府孤城落日斜,每依北斗望京華”這兩句詩的時候,內(nèi)心總是非常感動,幾乎要落下淚來。因為那時,我真的不知道,在我有生之年還能不能回到故鄉(xiāng)。1970年,中國和加拿大正式建交。我想,國家之間已經(jīng)正式建立外交關(guān)系了,我還不能回去嗎?1973年,我開始申請回國。我第一次回國,是在1974年,那時,我非常興奮,寫下了一首長詩《祖國行長歌》。1978年春,聽說大專院校復(fù)校,我立刻給國家教委寫了一封信,表示愿意利用假期自費回國教書。1979年得到了批準。
我之所以要回國教書,是因為詩歌對于中華民族的文化傳承,是非常重要的,是帶著生命的力量的,給后來的讀者甚至聽講者都會有很大的啟發(fā)和感動,而西方人是沒有這種生命的共鳴的。
1979年,我第一次回國講學,國家教委安排我去北京大學教書。后來,南開大學外文系主任李霽野先生邀請我去南開大學教書。李先生是我?guī)熼L一代的前輩學人,是我的老師顧隨先生的好友,和我又有著當年在北平輔仁大學和后來在臺北臺灣大學的種種因緣,所以我毫不猶豫地接受了他的邀請,結(jié)束了在北大的課程以后,便來到南開。
南開中文系為我安排的課每周上兩次,每次兩小時。上課的地點是主樓一樓東側(cè)那間約可坐三百人的階梯教室。當時,中文系的系主任是朱維之老先生,他是一位學養(yǎng)過人的忠厚長者。那個時候,很少有從國外回來的人講課,我就按照我講課的習慣“跑野馬”,同學們聽得非常認真,反應(yīng)也非常熱烈。來聽課的人不僅坐滿了整個教室的座位,而且連講臺邊和教室門口都是人。有時,我走進教室和走上講臺都很困難,于是,系里就想了一個發(fā)聽課證的辦法,只允許有證的人進入教室。有外校喜歡古典詩詞的同學為了能來聽我的課,還制作了假聽課證。
那個時候,我還沒有從U.B.C.大學退休,但只要三月底一停課考試,我馬上就回到南開大學教書,至今已經(jīng)在南開執(zhí)教有四十年之久了。
1993年,南開大學成立了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,并聘請我任所長。最初,研究所沒有辦公室,也沒有教室,更沒有經(jīng)費,只能借用東藝樓內(nèi)的一間辦公室工作。后來,溫哥華一位熱心中華傳統(tǒng)文化的實業(yè)家蔡章閣老先生,聽說這個情況后,出資為研究所建立了與文學院結(jié)合在一起的大樓。我為了對蔡先生及南開校方表示感謝之意,也決定把我從國外領(lǐng)到的退休金的一半——十萬美金(當時約合人民幣一百萬元),捐贈給研究所設(shè)立獎學金。
2000年,我應(yīng)邀參加澳門大學舉辦的國際詞學會議,在會后的宴請席上,與澳門實業(yè)家沈秉和夫婦同席。沈先生即席提出要為研究所捐款,不久便從澳門郵匯過來一百萬元人民幣,作為研究所購買書籍及設(shè)備之用。從此,研究所的工作得以順利展開。
近年,沈秉和先生和加拿大華僑劉和人女士分別捐資各一百萬元,與南開校方合資為我修建了迦陵學舍,我真的是感謝。我說過,我不要私人的住房,但我要一個講學的地方,就像古代的書院,可以在里面講學、開會、研究?,F(xiàn)在學舍已經(jīng)建成了,我已經(jīng)把我所有在海外講課的錄音、錄像以及研究資料裝在150個紙箱中都運了回來,我希望自己還能夠有短暫的余年,協(xié)助愛好詩詞的學生、朋友們把這些錄音、錄像的資料整理出來。
2018年6月,我將北京及天津的兩處房產(chǎn)出售所得的1857萬元捐贈給了南開大學教育基金會,我還將把我的版稅、稿酬也捐贈給南開,支持傳統(tǒng)文化研究。
我非常感謝南開大學給我機會,使我“書生報國成何計,難忘詩騷李杜魂”的一點愿望,在南開園得到實現(xiàn)。